醫學規培生難以承受之痛 | 深度報道
記者/顏星悅 實習記者/喬雨萌 李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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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楊寶璐
葉琳規培時住的值班宿舍
從醫院“退培”之後，25歲的葉琳選擇去咖啡館打工。每天，她上午9點到，泡上一杯茶，切好今天要用的水果，再在每個餐桌上放上菸灰缸，接着只需靜候客人光臨。閒來她用洗潔精練習打奶泡和拉花，“我一個月拉出的花就比較穩定了，同事們都說，當過醫生手很穩嘛。”
而另一雙本該爲病人解除病痛的手，選擇在醫院洗手間隔間裡，結束自己的生命。在自殺前3小時，湖南人民醫院的規培生曹麗萍還在電腦上錄入病歷。她在遺書中控訴自己的過勞工作：沒日沒夜地加班、連上三十多個小時班、不眠不休……
接連的自殺事件將“規培生”這個羣體推到大衆面前。據媒體報道，2月2日，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一名26歲的規培生燒炭自殺，2月23日和3月14日，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生25歲的曹麗萍、廣西南寧第一人民醫院27歲的男性麻醉科規培生相繼刎頸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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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案例都暴露出規培生面臨的類似困境——薪酬低、工作強度大、雜活兒多。據武漢大學醫學部的一項研究顯示（《2007-2020年中國大陸醫學生自殺意念發生率的Meta分析》），醫學生自殺意念發生率爲11.73%。
但一些已走上工作崗位的醫生認爲，規培制度仍是醫學生走向獨立執業的正確的打開方式，“醫生本來就是‘魔鬼訓練’出來的，無法通過磨練就當不了醫生，全世界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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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培
專碩葉琳在規培了一年之後，選擇了從貴陽一家三甲醫院退培。這意味着她將得不到規培證，將來也無法成爲“一個正規的醫生”，葉琳知道這麼做的後果——“只能去鄉下的那種診所，可能還行。”
衝動發生在去年國慶節假期間，葉琳告訴記者，9月20號，她所在的科室出了排班，她發現自己的排班有調整，由於去年國慶和中秋假期連休，整個假期期間，她排了三個班。“科室有個老師要結婚，就給我多排了一個班。”
一般來說，他們是四天排一個班。“如果三天一值的話，就相當於第一天夜班上到第二天中午，第二天休息，第三天上行政班，第四天再接一個夜班。”葉琳解釋。當時，她已經根據之前的排班日期算出了自己的排班時間，買好了回家的車票，於是就去找老師，希望老師能把她的班調回來。
“我就跟排班的老師商量，我說我是按四天一排班買的國慶節回家的票，如果你給我安排三天一值，要我提前一天回來值班，我可能回不來。他說我不管你，你自己想辦法解決，你要不就跟別的同學換，讓別的同學幫你值。”
值班要管整個病房，節假日工作量比較大，葉琳有點不願意，她也找不到其他可以換班的規培生。原定10月4號的值班，她買的10月3號的返程票，但突然值班提前了一天，她買不到票，於是就拜託跟她同一天值班的師妹，幫她“頂”一上午。
師妹剛規培一個月，上手還不夠熟練，10月3號上午，葉琳一直跟師妹用微信聯繫，遠程教她處理各種值班事宜，直到上飛機前。“我說你就查房，其他你不會的都不用搞，剩下的我回來弄。”
但飛機起飛後，學妹“露餡”了，老師們發現葉琳不在崗，想聯繫她，卻聯繫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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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琳飛機一落地就趕緊開機，電話就打進來了，“我一接，那個老師劈頭蓋臉一頓罵，她一直罵，我一直道歉。我沒有被人這麼罵過，我跟她解釋，說我下車之後馬上回病房。那個排班我趕不回來，是真沒辦法，不是故意不想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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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師沒理會她的解釋。“她說算了，我不想跟你說了，我直接跟你的學校、跟醫院溝通。你自己想辦法。”
葉琳告訴深一度，老師讓她“不用來了”，同批的規培生和科裡的其他老師幫她求情，也遭到了訓斥，“我說我自己走就行，我就走了。”葉琳說。
學校的老師給她發信息，讓她儘量不要退出規培，去跟排班老師和主任道個歉，再寫一個情況說明，這件事就過去了。但她沒去，葉琳稱，她的研究生導師本打算帶她去道歉，她也拒絕了。“我不太願意低頭，天天在那熬通宵，夜班費也沒有，一個月拿幾百，我盡心盡力幹，到最後你連一個機會都不給我，就把我的路給斷了。我不會跟這種人道歉，我就跟導師說，我覺得這個行業看不到希望，我不想幹這個了，想退培退學。”
國慶節加班只是最後一根稻草。葉琳回想規培的這一年，幹最多的事就是“寫病歷”，“不是單純記錄病情和藥物。”葉琳解釋，比如醫生開了某個藥，在病歷上她不僅要寫明該藥，還要寫清楚這項治療的原因、具體的療效、用藥的證據，“寫的不好的話，要被扣錢。”
她也去急診輪值過。原本想象在急診能有更多實踐和學習的機會，但結果根本參與不了搶救，“我們規培生乾的事，是把醫生推了幾次腎上腺素，幾點推的，病人當時的心率、脈搏、血壓多少等細節全部寫進搶救記錄。”葉琳說。如果有病人死亡，那麼等待她的則是幾萬字的文書工作。
除了這些文書工作，葉琳還被雜務纏身，包括幫醫生打飯、拿快遞、傳送血樣和報告單、打印資料等，“除了當醫生什麼都幹，我覺得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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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琳的工作日常，是衆多規培生的一個縮影。上海的一名規培生形容，自己每天忙得連飯都來不及吃，也沒空坐下看手機，一天下來手機的電量還是滿的。儘管忙碌，但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每天寫病史和病程記錄、收新病人、整理病歷再打印出來，偶爾有幸進手術室，也是扶器械、收標本、消毒，她就這樣熬過漫長的一天又一天。
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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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培全稱“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是醫學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通過規培，才能成爲住院醫師。這意味着一個醫學生在本科五年後的這段時間裡，雖然在醫院裡工作、值班，卻不算是醫院職工，拿不到正常的醫生薪酬。
規培生的薪資待遇因地區、醫院規模甚至每個科室的管理辦法而異。據深一度採訪的來自不同地區、不同醫院的規培生講述，工資最高的是上海一家三甲醫院的專碩規培生，研二拿到執醫證後，該學生每月收入約5000元，包括基本工資、科室獎金、值班費（一次70元），有五險一金。但即便如此，要想在上海過得舒適些，仍然需要父母每個月“資助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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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中收入最低的是貴陽一家三甲醫院的規培生，他每個月的固定收入是1100元，其中500元來自學校，600元來自醫院，另有每次50元的夜班費。中位數是在浙江寧波一所三甲醫院的規培生，“一個月2000塊，沒有績效。”在所有受訪者中，與醫院簽訂了勞動合同的，僅有上海的那位規培生。
在貴州省人民醫院規培的周陽直言，薪資是規培生最大的痛點。今年是他規培的第二年，第一年的薪資是每月2300元，第二年他考到執醫證，薪資漲到每月3400元。他每月房租花去七八百元，通勤去醫院要兩個小時，“沒有餐補食補和交通費，早上7點和下午6點有免費大巴，但早上的經常搶不到位置。”
這樣的生活很難讓周陽感到體面。他曾認真考慮過退培，換份工作，但他發現自己“連退培都退不起”，他所在的醫院規培協議規定，中途退培者要退還規培期間所有費用，他了解到，其他醫院還有要求退培者需向醫院賠償基本工資的1.5倍甚至兩三倍的。“現在沒錢，走不了，如果有條件我不會再選擇當醫生了。”周陽說。
申宇是北京一家三甲專科醫院的主任醫師。據她瞭解，即使在北京的三甲醫院，專碩規培生的生活仍然窘迫，需要靠家裡給錢，有的醫院一個月只給規培生800元，而在北京，2023年的低保標準爲每月1395元。
2014年，中國正式啓動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制度建設工作時，原國家衛計委曾明確，中央財政自2014年起對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提供專項資金支持，資金補助標準爲3萬元/人/年。補助資金2/3用於補助參培住院醫師，1/3用於補助基地和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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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2014年確定補助標準以來，10年間，3萬元的補助標準沒有增長，只是個人部分的獲得比例稍有調整。
劉洋是2011年規培制度尚處試點階段時的規培生，後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工作10年。他曾到歐洲訪學，瞭解到當地規培生的收人普遍比社會平均工資高一些，整體上屬於“不會很富但是能生活的狀態”。而在規培制度的發源地美國，“美國醫學院協會”每年都會調查住院醫工資。2023年其調查了283所醫院，住院醫生 (也就是國內說的規培生) 的平均稅前收入是63800美元。這個收入和2022年美國統計局得出的中位家庭收入74580美元相差不太大。
魔鬼訓練
“我們學了一個皮毛把它（規培制度）引進來，但沒有很好地研究與之相配套的待遇問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曾任瑞金醫院麻醉科主任的於布爲直言。聽聞接連三名規培生自殺，於布爲感到心痛。
他告訴深一度，八九年前，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工作在全國全面啓動後不久，規培生中就曾出現過一個自殺高峰。他推測過勞是影響這些年輕人的主要原因。
在南昌一所三甲醫院，兩年前完成規培成爲正式醫生的曾媛媛發現，現在醫院裡規培生的人數比當年她規培時要多得多，卻比她那會兒還要辛苦，“他們自己還會內卷，甚至搶活兒幹。”
本院工作人員不足，是規培生超負荷工作的重要原因。於布爲告訴記者，麻醉科是重災區。在他所在的醫院，外科手術科室的手術數量在過去十多年間擴張了兩倍（包括無痛人流、無痛生產、無痛胃鏡等新型麻醉手術），但麻醉師的人數只增長了一倍，業務增加、人員比例失衡之下，額外的工作量由誰承擔？規培生首當其衝。
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規培了三年的胡兵正面臨這樣的情況。“在我院麻醉科，一個上級麻醉醫師管2-3個手術間，每個手術間又有1-2名實習生/進修生/規陪生，上級老師做麻醉基本上都是誘導完插完管就走。”而剩下的規培生等非正式麻醉師留下來，做拉鉤縫線等“體力活”。
工作時間長，沒有時間總結思考提升，爲幹活而幹活，回家倒頭就睡，個人生活完全沒有——胡兵這樣總結自己的生活。
1994年，華西醫院的麻醉中心主任劉進推動建立了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制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每週四早上7：15就開始病案討論，這項制度一直堅持到了現在。“魔鬼訓練營”是不少人對華西麻醉規培的稱呼。但或許正是這樣科學、成體系、高強度、負責任的規培制度，才培養出了衆多高水平的麻醉醫師——華西醫院麻醉學科是世界最大的麻醉學科之一，在復旦大學中國最佳專科聲譽排行中，連續11年名列全國麻醉學科第一。
武漢一所三甲醫院主任醫師鄭南認爲，這樣的工作節奏和強度，對於成爲一名合格的醫生來說是必需的，“全世界都一樣。”鄭南說，他曾於上世紀90年代末赴美學習，美國的醫院，住院醫師早上六七點就要起牀，工作到晚上十點、十一點是常態，“從勞動強度上來說，中國規培醫生可能只是國外的一半。美國住院醫的考試頻率和強度也比中國規培醫生要高，每年、每個季度都要考。”
在他看來，醫生本來就是“魔鬼訓練”出來的，無法通過磨練就當不了醫生，“將來還要強化訓練。”
鄭南所說的“強化訓練”即“5+3+X”體系，其中的“X”指的是醫學生完成規培後，再根據不同的專科標準，進行2到4年的專科醫師規範化培訓（簡稱“專培”）。目前，專培處於試點階段。據《中國衛生》雜誌披露，截至2022年底，全國已招收與培養了近110萬經過“5+3+X”培訓的住院醫師和專科醫師，其中全科與兒科等緊缺專業招收近2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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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的規培生有時也會向他抱怨雜事多。“看怎麼理解。”鄭南向深一度表示，“按照我的理解，實際上沒有雜事，都是培養，都是學習，都是鍛鍊。”面對規培生對於工作強度的抱怨，鄭南稱“有時間就跟他們解釋，沒時間就不解釋，哪有時間跟他解釋那麼多？”他強調，要自己想，自己克服，自己去經歷。
規培生要完成大量文書工作
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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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相信，規培制度是正確的道路，目前出現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小插曲”。
我國住院醫師培訓的最高管理機構是國家衛生計生委畢業後醫學教育委員會，省級及以上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對住院醫師培訓基地進行認證。原則上培訓基地設在三級甲等醫院或以符合條件的三級醫院和二級甲等醫院作爲補充。鄭南所在科室每年招收30多名規培生，因而同一時期會有三屆近100名規培生在科內輪轉。據他觀察，這一代年輕人對於壓力的承受力普遍不強，不過他不認爲這是學生本身的問題，而是教育體系的問題。
他指出，在整體正確的規培制度之下，中國開創的臨牀專碩規培並軌模式有明顯的矛盾和缺陷，專碩規培生集兩重身份於一身，他們既要在醫院裡操着住院醫師的心，又要兼顧科研和課業，保證自己順利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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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向深一度解釋，矛盾的根源在於規培生和碩士研究生這兩重身份的主管單位不同。前者由衛健委和中國醫師協會管理，後者則是教育部負責。這也直接導致其收入來源的模糊。專碩規培生無法享受前文所述的國家對規培生的補貼，只能領到研究生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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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全國最早強制性推行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的省級區域，作爲科室主任的於布爲帶過許多批規培生。他承認，很多醫院和科室都存在把規培生當作“廉價勞動力”的慣性，但在他看來，“人家是來學習的，不是來當牛做馬的，我也不能說我們都好，但是我們有一定的人性化措施。”
備受規培生羣體詬病的收入問題，難點在於如何平衡規培生和科內正式醫生的利益，“醫院給科室一個總額，你給規培生的多，本院工作人員拿得就少，科室就會不穩定。”於布爲解釋，在這種情況下，他會盡可能利用明確的制度來保障規培生的基本收入，他們科室的經濟管理小組綜合各崗位人員的意見，設計了一套薪酬標準，以值班費爲例，於布爲科室會將總值班費的20%-30%分給規培生，“人家也做了同樣的工作，你幹嘛不給人家？”
同爲科室主任的申宇也很能理解規培醫生在經濟上的壓力，“現在學醫確實挺難的，不到30歲畢不了業，好不容易畢業了，馬上面臨着買房、養家的壓力，卻可能到30歲還得啃老。”體諒這些年輕人的難處，申宇每個月會從本科室的獎金中拿出2000元，補貼給單位委派在外的本科室規培生，儘管只是“杯水車薪”。
於布爲科室的“人性化”還體現在對規培生請假的處理方式上。他的原則是，“有正當理由的，該批就批”。當規培生提出身體不舒服、希望休息時，他會盡量安排，如果工作確實忙不過來，“會跟他們好好講一下，能不能把這個班上完再休息。”
於布爲希望在科室內部建立一種傳統——不把規培生們當成單純的勞動力，而是把他們看作一起工作的同事戰友。“說難也難，說不難也不難，你當主任就得幹這個事兒。”他強調。
在他看來，理想的解決方法是國家衛健委、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即專碩規培生的用人單位、培養單位和設計專碩規培並軌制度的單位儘快召開聯席會，統一梳理存在的問題，畢竟“越拖越難”。
行業內不乏想要爲規培生髮聲的人。十年前，劉洋曾聯合中國醫師協會向當時的國家衛計委（現“國家衛健委”）撰寫建議稿。針對規培生的收入和培養模式，他認爲應當爲規培生每人每月提供約1萬元的補貼，其中6000-7000元作爲規培工資，4000元用於補貼和激勵規培醫院和帶教老師。資金來源上，國家支付一半，地方補貼30%，剩下的20%由規培醫院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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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琳的家人不理解她退培的做法，但她說，自己不後悔當時退培的決定，最近的生活很符合她的心意，她在社交媒體上發表動態：“坐着外擺，被陽光曬透，我只想珍惜24歲的、此刻的陽光。和同事一起吃早餐玩遊戲聽歌，大家心情都特別特別好，愛死這種鬆弛感了，最近辦退學煩心事特別多，但被陽光曬過之後，感覺一切又不重要了。”
最近，葉琳也看到了一系列的規培生自殺的新聞，她覺得很可惜，“其實可以轉行，但可能當下他們的心境比較絕望。他們不該因爲醫院就放棄自己的人生，應該給自己一個機會，出來嘗試一下，其實還有更多的可能。”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除於布爲、劉洋外，其餘皆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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