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研究》習近平對臺工作重要論述的發展創新與時代意義(王英津)

臺海研究》習近平對臺工作重要論述的發展創新與時代意義(王英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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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新華社)

內容提要:習近平對臺工作重要論述體現出延續性、發展性和創新性,包含着「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共圓中國夢」「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和「兩岸融合發展」五大對臺工作理念,相互間具有內在的邏輯關聯。習近平對臺論述具有與時俱進、迴應時代、統籌全局、邏輯緊密、針對現實和注重民心六大特色。對於發展新時代大陸對臺政策體系、助力形成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總體方略、完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等具有重要意義。隨着國家統一進程的持續推進,習近平對臺論述的完整性、系統性、嚴謹性將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和提升。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指出:「黨把握兩岸關係時代變化,豐富和發展國家統一理論和對臺方針政策,推動兩岸關係朝着正確方向發展。習近平同志就對臺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張,形成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決議》提及的「國家統一理論」「重要理念」「政策主張」「總體方略」等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抽像性,其在很大程度上具體體現爲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以下簡稱「習近平對臺論述」)。認真貫徹落實《決議》精神及大陸對臺方針政策,必然要求人們準確理解和把握習近平對臺論述的精神實質。因此,系統梳理和歸納概括習近平在各種場合發表的對臺論述是必要的,有助於認識其理論貢獻和時代意義。

一、習近平對臺論述的梳理與概況

相較先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對臺論述,習近平對臺論述既有延續性,也有發展性和創新性。我們首先要梳理清楚習近平對臺論述之中,哪些方面是延續先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論述,哪些方面是在延續先前黨和國家領導人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論述,哪些方面是創新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論述。依循這樣的思路,筆者接下來將從延續、發展和創新三個方面加以梳理。

(一)延續性論述

所謂延續性論述,是指由先前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習近平直接繼承、延續使用的對臺論述。這部分論述體現了大陸對臺政策理念的一貫性和連續性。概括起來,習近平對臺論述中的延續部分主要有以下七個方面:

第一,堅持一箇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長期以來,堅持一箇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是推進和發展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一直堅持的政策。譬如,2015年3月4日,習近平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指出:「我們始終把堅持『九二共識』作爲同臺灣當局和各政黨開展交往的基礎和條件,核心是認同大陸和臺灣同屬一箇中國。只要做到這一點,臺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都不會存在障礙。」類似論述亦可見於他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的大會講話:「要堅持一箇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在習近平的對臺論述中,一箇中國原則是一個沒有任何談判空間的剛性原則。若無一箇中國原則或體現該原則的「九二共識」作爲基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將成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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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反對「臺獨」分裂行徑。反對「臺獨」是大陸一以貫之的政策立場,也是習近平對臺論述的重要內容之一。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以來,幾乎在每次會見臺灣客人及出席對臺工作會議時均會強調這一政策立場,尤其是蔡英文上臺以來,他表現出的反對「臺獨」的決心更加堅定,明確指出:「『臺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損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臺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必須堅決反對」;「堅決反對『臺獨』分裂」,「絕不爲各種形式的『臺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堅決粉碎任何『臺獨』圖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以上論述表明:反對「臺獨」是大陸一貫的政治立場,不僅過去堅決反對,現在堅決反對,將來更會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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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堅持和平統一,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和平統一歷來是大陸解決臺灣問題的首選政策主張。我們「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我們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不是針對臺灣同胞,而是針對外部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臺灣分裂勢力搞『臺灣獨立』圖謀的」。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多次重申這一政策,譬如,「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因爲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和全民族最爲有利。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臺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臺灣同胞」。以上表明瞭大陸對和平統一期待和最後籌碼。武力統一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大陸解決臺灣問題的最後保留手段。

第四,堅持「一國兩制」基本方針。20世紀80年代以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一直是黨和政府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習近平多次重申繼續倡導和遵循這一重大方針。譬如,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會見臺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臺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臺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這些論述爲大陸研究界和實務部門設計「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提供了指導原則和基本遵循。

第五,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馬英九時期,兩岸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政治基礎上攜手開闢了和平發展新局面。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繼續堅持這一發展道路,多次重申堅持這一道路對於兩岸民衆的重大意義。譬如,2014年2月18日,習近平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指出:「兩岸同胞共同選擇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兩岸同胞都從中得利……兩岸同胞要堅定信心,排除一切干擾,沿着這條道路一步一個腳印走下去。」在其他場合,習近平也表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通向和平統一的正確道路」;「必須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綜觀習近平這些年的對臺論述,如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及兩岸如何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始終是貫穿其整體論述的一條主線,也是大陸開展對臺工作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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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堅持兩岸政治關係的內政性質。1949年以來,我們一直將兩岸關係界定爲一箇中國內部兩個政權之間的關係。譬如,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臺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一箇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習近平在兩岸政治關係性質的界定上,延續了先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這一表述。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在會見臺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指出:「1949年以來,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箇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兩岸復歸統一,是結束政治對立,不是領土和主權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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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深化和擴大兩岸交流合作。擴大和深化兩岸在經濟、文化、社會、教育等領域的交流,推進兩岸關係向前發展是大陸長期以來的政策。2012年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繼續深化和擴大兩岸交流合作。譬如,2015年5月4日,習近平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時指出:「兩岸雙方要繼續創造條件,擴大同胞直接交往。我們將適時實施進一步便利兩岸同胞來往的措施。」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們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惠互利,逐步爲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臺灣同胞的福祉。」通過深化和擴大兩岸交流,增進彼此瞭解,凝聚兩岸共識,爲兩岸統一創造條件。

(二)發展性論述

所謂發展性論述,是指習近平在先前黨和國家領導人既有論述基礎上,對其作進一步發展的論述。發展通常有兩種形式,即橫向拓展與縱向深化。概括起來,習近平對臺論述中的發展部分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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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堅持黨對國家統一事業的領導。2012年11月,「完成祖國統一」表述被載入《中國共產黨章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爲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歷史任務而奮鬥。」2018年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習近平還在不同情境下強調:「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加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像的,要在各方面各環節落實和體現」。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必定包括黨對國家統一事業的領導。因此,中國共產黨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在完成這一事業的進程中發揮着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堅強領導是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根本政治保證,「實踐證明,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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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細化「一國兩制」論述。首先,將「一國兩制」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實施問題作了更詳細的論述。譬如,他強調:「『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臺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臺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該論述對「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進行了豐富和發展,是今後設計「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根本原則和基本遵循,對於設計「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具有指導意義。此外,相較於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論述,習近平的「一國兩制」論述更具體,更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變化,前者是框架性的「設想」,後者不僅有框架性設想,而且有實現或落實框架性設想的原則、遵循及具體制度機制,這表明後者已經從宏觀層面深入至中觀、微觀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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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深刻闡釋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關係。習近平在關於兩岸關係的講話中,用很多篇幅來闡述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的關係,明確地把國家統一納入民族復興戰略之中。2014年10月習近平在會見臺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指出:「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有相近表述:「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習近平在論述國家統一問題時,並非單純就統一談統一,而是從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出發,將臺灣問題的解決提升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來謀劃。一方面指出,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必須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完成國家統一;另一方面表示,解決臺灣問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惟有解決臺灣問題方能進一步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最終實現。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但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戰略必須服從和服務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體戰略。

第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臺灣問題。反對外部勢力干涉臺灣問題,是中國政府歷來在臺灣問題上的方針政策。鑑於既往外部勢力對臺灣問題干涉的力度和強度有限,中國政府宣示該方針政策的力度和強度也相應的較爲有限。但近年來,以美國爲首的外部勢力頻打「臺灣牌」以牽制中國的崛起和復興,致使臺海局勢日趨複雜嚴峻,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驟增。爲此,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並號召要發揚鬥爭精神,要敢於鬥爭和善於鬥爭。習近平指出:「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只要來了,我們就必須進行堅決鬥爭,而且必須取得鬥爭勝利。」爲貫徹落實習近平的這一精神,2021年、2022年對臺工作會議均提出:「要發揚鬥爭精神,堅決遏制『臺獨』挑釁和外部勢力干涉,築牢反『獨』促統強大陣線。」在高規格的年度對臺工作會議上連續兩次公開強調要「發揚鬥爭精神」,是此前未曾有過的情形。

第五,提出「兩岸一家親」。在黨的十八大以前,黨和國家領導人已經使用「兩岸一家人」「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中華民族共同家園」等論述,其中隱含着「兩岸一家親」的影子,但並沒有將其凝練爲這一論述。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在「兩岸一家人」的基礎上逐步明確了「兩岸一家親」論述。譬如,2013年10月6日,習近平在會見臺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時強調:「兩岸雙方應倡導『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加強交流合作,共同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014年2月18日,習近平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指出:「兩岸同胞一家親,誰也不能割斷我們的血脈。兩岸同胞一家親,根植於同胞共同的血脈和精神,紮根於我們共同的歷史和文化。」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我們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尊重臺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臺灣同胞的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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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在習近平的對臺論述中,「兩岸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標識性概念。黨的十八大以前,就有「兩岸同胞命運共同體」等相近論述。譬如,2007年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十三億大陸同胞和兩千三百萬臺灣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2008年胡錦濤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後,習近平對「兩岸同胞命運共同體」論述做了進一步闡發和提升,將其發展爲「兩岸命運共同體」,亦即偏重強調「兩岸」,而非「兩岸同胞」。這也體現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中,2013年2月25日,習近平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指出:「我們始終從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來把握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大陸和臺灣是休慼與共的命運共同體」。2015年5月4日,習近平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時指出:「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兩岸聯繫日益密切的今天,兩岸是割捨不斷的命運共同體」。該理念是推進國家統一進程的憑藉、載體,以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路徑的最新具象。

第七,倡導「共圓中國夢」。黨的十八大以前,胡錦濤已經表達過兩岸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意涵,惟提及次數有限。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不僅明確提出這一表述,而且反覆強調,這其實是在既有論述基礎上進一步突出和強化。譬如,2014年2月18日,習近平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說:「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夢與臺灣的前途是息息相關的。中國夢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夢,需要大家一起來圓夢。」2015年3月4日,習近平強調,中國夢既是國家、民族的夢,也是包括兩岸同胞在內的每個中華兒女的夢,同我們每個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緊密相連。2019年1月2日,習近平重申:「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圓中國夢,共擔民族復興的責任,共享民族復興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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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性論述

創新性論述,是指先前黨和國家領導人沒有提出過,而習近平首次提出的論述。創新與發展的區別在於,創新是前人未曾涉獵,後人創造性提出的,發展則是在前人既有論述基礎上,對該論述所作進一步拓展或提升。概括起來,習近平對臺論述中的創新性部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將臺灣問題從「主權」問題拓展爲「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問題。過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對臺論述多偏重強調維護國家主權,習近平對臺論述則不僅強調主權,而且強調安全、發展利益。譬如,習近平指出:「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臺灣同胞……」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三者既相互區別,又相互交叉,習近平創新性地將國家統一問題從主權範疇拓展到安全、發展利益的範疇,是習近平的一大創新,這有助於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總體利益。一方面,隨着時代的發展變化,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愈益交叉重疊。習近平對臺論述中,儘管並未直接使用「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概念,但安全理念和精神始終滲透並貫穿其中。譬如,習近平指出,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要「既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臺灣長治久安」。就反對「臺獨」而言,既是爲了維護國家主權,也是爲了維護國家安全。另一方面,解決臺灣問題事關中國的核心利益,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述,「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這一創新性論述反映出新時代背景下臺灣問題的複雜性。

第二,提出融合發展政策理念。2016年3月5日,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提出「我們將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2016年11月1日,習近平在會見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時就兩岸關係發展提出了六點意見,其中之一即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融合發展是習近平探索國家統一路徑的新理念、新政策。長期以來,大陸始終把開展兩岸交流合作作爲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手段,但實踐表明,僅僅依靠交流合作並不足以推動兩岸邁向和平統一。爲此,習近平又提出融合發展新思路,以期融合發展與交流合作雙管齊下,共同推動兩岸關係由和平發展邁向和平統一。今後我們一方面要深化和擴大兩岸交流,爲統一創造條件和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也要紮實推進兩岸融合發展,吸引更多臺灣同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切實爲推進國家統一注入更大動能。融合發展是新時代推進兩岸關係由和平發展邁向和平統一的新路徑,是對國家和平統一道路的新探索。融合發展政策的提出,展現了大陸對臺政策的創新。

第三,提出「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譬如,2014年10月26日,習近平在會見臺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指出:「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再如,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提及:「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該論述與既往統一論述有很大不同,既往相關論述側重於解決國家統一的「硬體」,譬如,政權統一、統一架構和制度安排等,而「心靈契合」則在強調「硬體統一」的基礎上,突出「軟體統一」。惟有實現「心靈契合」「人心統一」「民心所歸」,方能實現國家統一後的長治久安。這是基於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給我們的重要啓示。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不僅是實現國家統一的過程性價值目標,而且是結果性價值目標。從「硬體統一」到「軟體統一」,是既有統一論述未曾表達過的意涵,是習近平對國家統一理論的創新性發展。該論述不僅拓展和深化了國家統一的時代意涵,而且對國家統一目標提出了更高質量的要求。

第四,理論闡釋協商談判與民主協商的區別。和平統一,意即在一箇中國原則基礎上,兩岸通過協商談判來解決統一問題。爲積極推動兩岸協商談判,併爲兩岸協商談判創造條件,大陸對協商談判和民主協商進行了界分,並將民主協商作爲兩岸協商談判的前期基礎,這是習近平對兩岸協商談判的重要發展。習近平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民主協商可爲臺灣民衆提供更暢通的意見表達渠道,不僅不影響、不取代兩岸協商談判,還可以爲兩岸協商談判提供堅實的民意支撐。這有利於促進兩岸社會各界交流,聚同化異、凝聚共識,幫助臺灣社會各界參與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事業中來,並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具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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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習近平對臺論述的主要特色

習近平對臺論述既具有鮮明時代特色,也具有濃郁的兩岸情懷;既具有宏觀的理論特色,也帶有具象的現實特徵。概括起來,習近平對臺論述的主要特色有以下六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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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與時俱進。任何領導人在上任之後,無一例外地面臨着如何處理政策變動性與穩定性的關係的問題。實踐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對於新任領導人有效施政及處理涉外事務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但是,任何一個論述的提出或政策的出臺,均是特定歷史條件下適應客觀情勢發展需要的產物,具有階段性特徵。而隨着客觀情勢的不斷髮展,即便當時非常適宜的論述或政策,後來也可能會慢慢變得不適合。爲此,在保持政策穩定性、連續性的同時,與時俱進地對原有政策作出適度調整,以應對和解決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勢在必然。習近平對臺論述妥善處理了對臺政策的連續性與變動性的關係,在堅持對臺政策連續性的同時,適時發展創新了對臺工作的政策體系。習近平對臺論述的與時俱進,對於始終保持對臺大政方針的活力、指導大陸積極主動地開展對臺工作、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同時也體現出習近平勇於創新、善於創新的開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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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放眼全局。伴隨着中國日漸崛起,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的外部環境日趨複雜多變。臺灣問題與中華民族復興、中美戰略博弈、亞太局勢變化、百年未有之變局(世界秩序變化)交織疊加,增加了臺海局勢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在美國看來,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行動,不僅會直接挑戰美國在臺海地區的利益,而且將動搖甚至改變目前亞太區域秩序的基本格局。此格局一旦改變,勢必會影響美國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進而會加速世界中心東移的歷史進程。換言之,美國將中國的統一既視爲改變亞太區域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也視爲中美戰略對抗的重要議題。所以,阻止中國解決臺灣問題就成爲美國政府和社會的高度共識。於是,美國拉攏日、澳、英、法、德、丹麥、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等國家,以及北約、七國集團、歐洲議會等區域性國際組織紛紛插手干預臺海問題,公開表達他們對臺灣民主的支持和對臺海和平穩定的關注,在國際上形成「圍毆」中國的局面,給中國解決臺灣問題施壓。儘管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但又與通常意義上的內政問題有所不同,因爲它滲透進了複雜的國際因素,增加了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的難度和挑戰。在國際因素的影響下,兼及東海、臺海、南海三海聯動及其共振效應,使得臺海問題更加複雜且不確定。習近平的很多對臺論述和研判結論都體現了這一時代背景,譬如「臺海方向不確定不穩定性增多」、「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等。

第三,迴應時代。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關注時代問題、迴應現實問題、適應時代需要,是習近平對臺論述的一大特色。其一,相較於鄧小平對於「一國兩制」的框架性設想,習近平的「一國兩制」論述不僅有框架性設想,而且有實現或落實這些框架性設想的原則、策略、方法及具體制度和機制,這表明習近平的「一國兩制」論述更加具體。其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論述較多強調「兩制」下的「分治」,習近平的「一國兩制」論述則不僅強調「分治」,而且強調「一國」內的「共治」,即通過「共治」來形成兩岸命運共同體,從而增進臺灣同胞的國家認同。從「分治」到「分治+共治」,是習近平對「一國兩制」的創新性發展。習近平、鄧小平對「一國兩制」論述有所差別,概因兩位領導人所處時代背景和麪臨主要任務不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論述,是在國際形勢趨於緩和 ,「和平與發展」成爲時代主題,國內工作重點轉向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中央推行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展開的。習近平所作論述的背景則是「一國兩制」在港澳特別行政區已經實踐20多年,並取得有目共睹的豐碩成果,然而在實踐中也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針對這些情況和問題,習近平對「一國兩制」作出了合乎時代的調整和發展,並將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運用於「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其三,習近平對臺論述不僅強調主權,而且強調安全、發展利益,這與中國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後面臨國際國內多重挑戰有關。隨着中國崛起,引發來自西方國家的「中國威脅論」,他們除了打「臺灣牌」干涉中國內政之外,還妄圖將臺灣作爲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的橋頭堡,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也因此而面臨空前挑戰。

第四,針對現實。習近平對臺論述來自中國的國家統一實踐,是基於回答和解決中國國家統一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而提出,極具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儘管有的論述直接涉及國家統一,也有的論述並未直接涉及,但毋庸置疑的是,習近平所有對臺論述均直接或間接地圍繞着一個目標指向,即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譬如,「一國兩制」作爲統一後的制度安排,已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但臺灣問題與港澳問題在成因、性質、影響因素、複雜程度等方面大異其趣,況且在當前中西方意識形態對抗不斷加劇、「臺獨」勢力持續抹黑大陸的情勢下,臺灣對大陸空前敵視,拒不接受「一國兩制」。針對上述背景及臺灣同胞的顧慮,習近平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對「一國兩制」作了更爲細化的論述,以深入闡釋大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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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重視民心。習近平強調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執政理念,體現在對臺工作中,就是積極爭取臺灣社會的民心。在這一政策理念的指導下,大陸一直高度重視臺灣同胞的關切和福祉,強調「我們堅持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一如既往尊重臺灣同胞、關愛臺灣同胞、依靠臺灣同胞,全心全意爲臺灣同胞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習近平積極倡導「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共圓中國夢」「兩岸融合發展」「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等柔性理念,目的在於不僅要實現兩岸「形式上的統一」,而且要實現兩岸「人心統一」。歷史和現實表明,國家統一和長治久安的根基在於人民,只有人心歸向,才能鞏固國家統一大業的社會基礎,從而在根本上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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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邏輯緊密。習近平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提出包括「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共圓中國夢」「兩岸心靈契合」和「兩岸融合發展」五大對臺工作理念,這些新理念爲新時代的對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以上五個理念具有緊密相連的內在邏輯關係,具體說來,「兩岸一家親」相較於其他四個理念更爲基礎性,是大陸開展對臺工作的重要出發點;「兩岸命運共同體」則是「兩岸一家親」的拓展和延伸,是落實後者的重要途徑,也是實現由「兩岸一家親」到「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憑藉、載體和路徑;「共圓中國夢」是「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和「兩岸融合發展」的目標,在「共圓中國夢」的過程中實現「兩岸同胞心靈契合」與國家統一;「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是基於「兩岸一家親」,經由「兩岸命運共同體」所實現的目標,是對國家統一狀態的更高價值追求;「兩岸融合發展」是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到兩岸和平統一的重要驅動力,也是將前述四大理念落到實處的重要途徑。這五個理念一脈相承,既有基礎,又有目標,亦有從基礎到目標的實現手段。雖然它們各有側重,但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了新時代大陸對臺工作的理念體系。

三、習近平對臺論述的理論貢獻和時代意義

習近平對臺論述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麪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交織疊加的背景下,基於我們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持續推進國家統一進程,最終完成國家統一大業而提出的,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第一,豐富和發展了新時代大陸對臺政策體系。近年來,我們在對臺政策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理論成果,其中之一就在於形成了一個較爲完整的對臺政策體系。這個體系框架的核心要點是「一個主軸、三條主線」。所謂「一個主軸」,即「促成國家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陸一切對臺工作都必須圍繞這個主軸而展開,沿此鋪開三條主要工作路線。第一條,堅決反對「臺獨」行徑,堅定捍衛國家主權;第二條,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第三條,發展壯大軍事實力,保障實現統一目標。因爲這一政策框架並非憑空形成的,而是基於新時代我們解決臺灣問題所面臨的歷史使命和基本任務;只要這些使命和任務尚未完成,作爲實現這些使命和任務的政策框架就不會有太大變化。即便有變化,也無非是工作側重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僅屬於策略性調整,而非戰略性調整。習近平對臺論述對於指導新時代的對臺工作,應對複雜多變的臺海局勢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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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助力形成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總體方略。習近平對臺論述是根據新時代背景下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統一所遇到的複雜困難,外部勢力干涉臺灣問題等情形所作的論述,也是針對臺海局勢和未來國家統一等所作的工作部署,爲我們解決臺灣問題提供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習近平對臺論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的國家統一理論,該理論是一個從中國的國家統一實踐中產生,又反過來指導中國統一實踐的政治理論,是黨在新時代解決臺灣問題、推進國家統一的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對臺論述使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總體方略進一步體系化、理論化,標誌着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業已形成。該方略對於指導我們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定不移地推進國家統一進程,最終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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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豐富和發展先前黨和國家領導人所確立的「一國兩制」政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與之相關的新理念,指明瞭未來堅持和發展「一國兩制」的基本方向。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確定爲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換言之,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已成爲新時代必須堅持和發展的十四項基本方略之一。這體現了「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新時代以來,黨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和國家治理的需要而賦予「一國兩制」新意涵,將「一國兩制」上升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高度,這無疑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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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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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對臺論述是在發展兩岸關係、解決臺灣問題的實踐中產生的,也必將隨着未來兩岸關係實踐和國家統一進程的推進而不斷得以豐富和發展。未來習近平將提出怎樣的對臺新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三個方面:一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情況及其變化;二是外部勢力干涉臺灣問題的情勢及走勢;三是大陸在對臺理論政策研究方面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情況。我們堅信,隨着國家統一進程的不斷推進,習近平必會針對新情況、新問題而提出更多新論述,其對臺論述的系統性、完整性、嚴謹性必將得到進一步加強和提升。(作者爲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載於上海臺灣研究所倪永傑主編的《臺海研究》雜誌2022年第1期,授權中時新聞網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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